您好,欢迎来到澳威尼斯人线上娱乐_威尼斯人网上赌场_澳门威尼斯人手机版登录我要投稿

当前您在:澳威尼斯人线上娱乐 > 房产新闻 > 家居建材 >
正文

史求真:重庆谈判的史实与反思(下)

  史求真:重庆谈判的史实与反思(下)

  【大纪元2015年12月15日讯】

  

四、胡适致电毛泽东与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

 

  胡适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曾相识并有交往,毛泽东一度还称胡适为老师。重庆谈判前,当时身在美国的胡适对中国在日本投降后的局势十分关心,于1945年8月24日给毛泽东发一电报,“劝告毛泽东君”,自称“此是闲人偶尔好事”。胡适的电文曰:

  “润之先生:……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,弟恳切陈述鄙见,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,爱惜中国前途,努力忘却过去,瞻望未来,痛下决心,放弃武力,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。公等若能有此决心,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,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。……中共今已成为第二大党,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,将来和平发展,前途未可限量。万不可以不小忍而自致毁灭。以上为与董君所谈要旨……胡适,八月廿四日。”

  胡适的这封电文,其核心就是劝毛泽东能够“放弃武力”,“和平发展”,与毛泽东8月28日初到重庆,在机场发表的书面谈话(见本文第二小节的摘引)在本质上是一致的。是毛泽东听从、接受了胡适的劝告吗?

  重庆谈判70周年后,纵观其史实并深思细想,得出的结论只能是:否!即毛泽东对胡适的这封电文是非常反感并予否定的。毛泽东自己可以在重庆机场发表那份“书面谈话”,却绝不能容忍文人胡适发出那封“劝告”电文。

  胡适的这封“劝告电文”甚至惹下了大祸。几年后,当国共内战共方大胜之际,毛泽东先后通过新华社发布了两份战犯名单,名单上的首犯是蒋介石,而文人胡适竟然也帮上有名!另一位文人张君励是1947年“民国宪法”的主要起草人,同样榜上有名,而且排名在胡适的前面。

 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还有一个重大举措,就是发表了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十二个提问。

  1945年9月13日下午3时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若飞首次招待在重庆的外国记者。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向毛泽东提出了12项问题,请其回答。毛泽东对这12个问题逐一作出了详细的书面回答,题曰《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,中国需要和平建国》,全文在1945年9月27日《新华日报》第二版头条刊出。10月8日,《解放日报》的头版头条又全文转载。1948年哈尔滨东北书店出版的《毛泽东选集》也收录了这篇“毛甘重庆对”。

  由于毛泽东当时仍长住在延安窑洞,因此人们称之为“毛甘窑洞对”,以与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“民主能跳出兴亡周期率”的“毛黄窑洞对”相对应。更重要的是,毛泽东对甘贝尔关于“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宪政、军队国家化”等重大政治问题的回答比“毛黄窑洞对”更深入、更全面、更完善,所以更引发相关研究者的关注、反思。曾任江青政治秘书、后遭江青迫害入狱多年的阎长贵先生,在“四人帮”覆灭后得以平反,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工作,著述颇丰。针对“毛甘窑洞对”,他写了一篇长文《一篇更重要更全面的“窑洞对”》。在《炎黄春秋》2008年第10期发表,让广大读者对这个重庆谈判期间的重大事件有了深刻的认知与反思。

  甘贝尔所提的第10个问题是::“中共对‘自由民主的新中国’的概念及界说为何?”

  毛泽东的回答非常明确、坚定:“‘自由民主的中国’将是这样一个国家,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、平等、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,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。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,林肯的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(按:指言论自由、信仰自由、免于匮乏的自由、免于恐惧的自由)。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、团结、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。”毛泽东在回答甘贝尔的第12个问题时,特别强调:“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……”

  然而,纵览毛泽东从1949年到1976年执政28个年头的历史事实,再与1945年重庆谈判时的“毛甘窑洞对”相对照,人们只能发现,这二者是完全不一样的,甚至是背道而驰。

  

五、《沁园春‧雪》的发表与《七律‧忆重庆谈判》

 

  据《柳亚子年谱》记载,1945年9月6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若飞到柳的住处会见了柳。毛柳二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共事过一段,而且二人都爱好诗词。这次一见面,柳亚子就赠了毛泽东一首诗,称赞毛有“弥天大勇”。

  吟罢自己的诗,柳请毛也赋诗一首。毛泽东便把他1936年2月在陕北时所写的一首词《沁园春‧雪》赠给了柳亚子。

  柳亚子读了毛的这首词,极力赞叹毛泽东为“中国有词以来第一手,虽苏、辛犹未能抗手,况余子乎?”稍后,柳和词一首。

  起初,柳亚子想请中共在重庆的机关报《新华日报》发表毛泽东的《沁园春‧雪》以及他的和词,但该报的负责人说,主席不想让青年人知道他作旧体诗,所以只发表了柳亚子的《和润之先生咏雪词》。可是,每当有朋友来访,柳亚子总要拿出这首毛词与之一同鉴赏,这样一来,这首毛词就在重庆传开了。

  当时,颇有才华的年轻人吴祖光正在重庆担任《新民晚报》副刊主编,他读到坊间传抄的《沁园春‧雪》时,击节称赞,认为应当发表出来,让更多读者看到。由于《新民晚报》是一家民营报纸,所受约束较少,他就自作主张,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了这首毛词,时间是1945年11月14日,毛泽东早已回到延安。吴祖光还在词后加了一段大加称赞的按语:“毛润之先生能诗词,似鲜为人知,客有抄得其《沁园春‧雪》一词者,风调独绝,文情并茂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。”

  毛泽东这首咏雪词见报后,轰动了山城重庆,反响激烈,有褒有贬,有赞有批。赞扬的除了柳亚子、吴祖光,还有邓拓、聂绀弩等人,质疑、批评的人士多是指出这首毛词流露出作者的“帝王思想”,比如在《大公报》工作的王芸生就直言不讳地这么讲。

  据说,蒋介石读到“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”这一句时,大为不安。蒋对其“文胆”陈布雷说:“我看他毛泽东野心勃勃,想当帝王称王称霸,想复古,想倒退。你赶快组织人,写文章批判他。”

  毛泽东这首咏雪词中到底有没有帝王思想?该词发表已经70年了,后人还是应当从毛泽东1949年执政28个年头的所作所为中加以判断。

  1980年10月,中共党内4千高级干部在北京对党史进行了一个月的大讨论,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“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议”,有的老干部就指出了毛泽东确有“帝王思想”。比如,农机部的宋敏之说,毛是“封建主义打底,马列主义罩面”。张爱萍说,王明是言必称希腊;毛是言必称秦始皇。孙冶方说,毛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,而是二十四史。线装书看得太多,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。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说得更直率:“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。连朱元璋也不如他。《明史》写朱元璋只是‘圣德有亏’。”(见郭道晖《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》一文,载炎黄春秋210年第4期)20多年后,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谢韬老先生为辛子陵先生的巨著《红太阳的陨落——千秋功罪毛泽东》写了序言,指出:毛泽东进京后成了“不穿龙袍的红色皇帝”。

  网上显示,毛泽东曾写下一首七律《忆重庆谈判》,有的说写于1945年,有的说写于1946年。官方出版的《毛泽东诗词选》中没有收录这首诗,但是,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《毛泽东诗词鉴赏》一书(李晓琳、唐名利编)中却有这首诗。笔者是几年前才在网上看到这首七律《忆重庆谈判》,当时甚为惊奇:为什么这首诗中没有停战、和平、民主、进步这些重庆谈判的主旋律,而通篇都是打打杀杀、炸桥挖路呢?深思细想,我甚至认为这首《忆重庆谈判》是毛泽东挑动内战的诗证,这大概也是官方出版的《毛泽东诗词选》中没有收录这首诗词的原因吧。

  毛泽东这首《七律‧忆重庆谈判》原文如下:

  有田有地皆吾主,无法无天是为民。
重庆有官皆墨吏,延安无屎不黄金。
炸桥挖路为团结,夺地争城是斗争。
遍地哀鸿满城血,无非一念救苍生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这首毛诗中写出了“无法无天”。

  据笔者有限的阅读来说,毛泽东一生中在文字、讲话、谈话中,至少有三次提到“无法无天”,而且是津津乐道、洋洋自得,应当引起后人关注。因为一个“无法无天”的最高领导人,必然会不择手段地做出伤天害理、草菅人命、滥杀无辜、残害生命的罪恶行径,必然会罪恶滔天!

  在《七律‧忆重庆谈判》中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到“无法无天”。试想,在“无法无天”的前提下,哪里会有停战、和平、民主、进步?只有挑起内战、祸国殃民!

  毛泽东第二次讲到“无法无天”,是1954年他主持起草了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第一部“宪法”之后,在中共党中央一次会议上又发表了鄙视宪法、否定宪法的讲话。毛泽东说:“我们有不少同志,就是迷信宪法,以为宪法就是安邦治国的灵丹妙药,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。我从来不相信法律,更不相信宪法,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。国民党有宪法,也挺当回事,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?我们没有宪法,无法无天,结果不是胜利了吗?”(见辛子陵《玩弄宪法的两面派》一文,原载香港《开放》月刊2011年2月号)毛泽东这番话说得相当直率、坦诚,是他对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蒋败毛胜原因的自我总结,必将写入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历史。

  毛泽东第三次谈到他的“无法无天”,是1970年12月18日,这天他会见美国朋友埃德加‧斯诺,谈到了文革,谈到了打到刘少奇等,得意洋洋地对斯诺说:“我是和尚打伞,无法无天。”二人的交谈形成了一个《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》,毛泽东审阅后,批示“照发”。1971年5月31日,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谈话纪要,并向下传达,记得听传达时对毛泽东所说的“我是和尚打伞,无法无天”这句“最高指示”印象特别深刻,一直铭记不忘。

  然而,199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把这个“谈话纪要”收入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第13册时,却删去了毛泽东那句名言“我是和尚打伞,无法无天。”愚以为这个删节是不妥的,甚至是错误的,有害的,是对历史事实的不尊重,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“历史虚无主义”的表现,不利于后人“以史为鉴”。

  其实,毛泽东上述三次强调“无法无天”,给神州大地、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。第一次在1945年(或1946年)强调“无法无天”,让“重庆谈判”达成的“双十协定”灰飞烟灭,爆发了内战。第二次在1954年强调“无法无天”,致使1957年的“反右运动”打击迫害了众多知识分子;1959年的反右倾打击迫害了中共党内精英,并让人祸大饥荒扩大升级,1960年前后几年在全国范围风调雨顺的情况下,饿死了三、四千万中国人(大多是农民)。第三次在“文革”强调“无法无天”,结果在毛死后不久,“文革”就被中共中央定性为“十年浩劫”!

  

六、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的日记

 

  蒋介石一生都有写日记的习惯,一直到晚年他病重后才停笔。重庆谈判时,可谓蒋介石一生事业的巅峰期,自然会留下他对这个谈判的记录。以下摘录蒋介石日记中关于重庆谈判的文字,供读者参考:

  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,决以诚挚待之。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,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宽容,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。(蒋介石1945年8月28日的日记)

  今晨5时,未晓。起床祷告,愿共毛之能悔悟,使国家真能和平统一也。午约岳军(张群)、文向(张治中)、力子(邵力子)等谈话,听取昨夜与周恩来等全部谈话经过,脑筋深受刺激,何天生此等愚劣根性,徒苦人类乃尔。以余之意,应将其提议从速公布,而文向等以为太早也;乃嘱彼等继续研究商议之法。(1945年9月4日的日记)

  召见驻延安联络参谋胡自立,听取其报告——共匪在日本未投降前之阴谋,拟将全部沦陷区占其所有,并以沦陷区民选政府名义召集人民代表大会,以对抗我国民大会。阴毒极矣!(1945年9月24日的日记)

  共党今日提公告稿,最后两条乃述共毛来渝安全问题及美使赫尔利保证问题,此与会谈全无关系,仅为其贼胆心虚之表示。……彼辈不能自信,而独信外人,其何能革命?怕死取巧,实不值一笑也。(1945年10月1日的日记)

  毛泽东今日来作别,与之谈约1小时,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?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。余乃率直告他——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,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,而且于共党有害。余为共党今日计,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,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,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,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。……彼以为是。果能动其心于万一否?但余之诚意,或为彼所知乎?(1945年10月9日的日记)

  昨夜与毛泽东谈话,彼忽提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。并称:“回延安准备召集其所谓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,再定办法。”……余闻之,殊为骇异,乃觉共党不仅无信义,且无人格,诚禽兽不若矣。……约期明晨再谈而别。今晨8时,约毛泽东早餐后,余再与之恳切对谈,阐明数次谈话要旨,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,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,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,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。彼去后,散步林园一周毕,记事,批阅公文,甚叹共产党之不可与同群也。(1945年10月11日的日记)

  纵观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的日记,可以看出他对重庆谈判是真诚的,衷心希望能取得共识,让二战后的中国走上和平、民主、统一、富强的道路。在重庆谈判的前夕,1945年8月14日,蒋介石发布了《告全国同胞书》更是强调“我们要实现民主政治,应以法治为宪政的基础,以宪政为民权的保障。”“完成国家的统一,惟有的前提是要我全国军队国家化。……中国国民党二十年来之军队党部,今已完全撤销,以树军队国家化的先声。”由此可见,蒋介石对民主、法治、宪政以及军队国家化的追求是真诚的。毛泽东在1945年10月11日返回延安后曾说“蒋介石是妇人之仁”,颇有嘲笑的意味。然而,“妇人之仁”与“无法无天”是不具可比性的。

  行文至此,不由想起了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、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、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对毛泽东的批评与定性。杨开慧在死前已经得知毛泽东在井冈山另有新欢(贺子珍),这让曾热恋毛泽东并为其生下三个儿子的杨开慧,又气又恨,在留下的遗书中对毛泽东定性:“生活流氓、政治流氓。”对此,海外媒体与网站已有多篇记述,兹不多赘。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毛泽东争论,毛泽东拿起鸡毛掸子要打其弟,毛泽覃反抗说,共产党又不是“毛家祠堂”!(方毅在《对党史的一次民主大评议》中所讲,前文有注)讽刺的是,毛泽覃后来战死了,而若干年后,共产党真的成了“毛家祠堂”!若是毛泽覃能活到1949年以后,直至文革“十年浩劫”,不知道他对其兄毛泽东还有何评价?亚历山大‧潘佐夫写的《毛泽东传》,2015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中文版,该书引用了前苏联解密的档案资料,其中写道:1948年6月,毛泽东与长子发生了冲突,毛岸英指责其父制造“领袖崇拜”,甚至骂毛泽东是“假领袖”。知毛莫如其妻、弟、子,此史实值得后人深思。

  还有一段蒋介石日记中对毛泽东的错误断定值得注意。蒋自负地写道:“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,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,任其变动,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。”蒋介石显然是太低估了毛泽东“权谋盖世”“无法无天”的巨大能量与威力了。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扬天石先生所说:蒋介石一生中做过很多错误的判断,这恐怕是其中最大的一个。

  

七、1946年2月12日,毛泽东一人否决了11天前中共中央关于和平民主、共军接受整编的正式指示

 

  重庆谈判后不久,1946年1月10日,按照国共两党发布的公开命令,全国范围的停战开始了。

 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,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,国共两党、青年党、民主同盟、无党派人社会贤达代表共38人与会,各方人士对这次会议都评价很高。中共代表周恩来称:政协会议成功“为中国政治开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,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。中国共产党愿意追随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之后,共同努力,长期合作,为独立、自由、民主、统一的新中国奋斗到底。”

  在上述背景下,再加上莫斯科的推动,中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后,于1946年2月1日正式发出指示,宣布:“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”,“我党即将参加政府”,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、自卫队等。在整编后的军队中,政治委员、党的支部、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,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指挥(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),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。”显然,这是中国共产党要向法国共产党学习,因为法共在二战结束后将军队交给了国家。如果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得到真正的执行,对中华民族将是多么美好、多么重要的历史事件哟!

  然而,信奉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,信奉“造反有理”、“无法无天”的毛泽东怎么会容忍中共中央1946年2月1日的正式指示,11天后,即1946年2月12日,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公开否定了这个正式指示,毛泽东明确地说:“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”,“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,我们要逃脱。”(见袁南生《斯大林、毛泽东与蒋介石》第632-633页,湖南人民出版社,1999年9月1版1刷)这等于是宣布国共内战的开始!

  或问:毛泽东一个人怎么可以否决中共中央的正式指示呢?对此,本文第一小节中已经指出:毛泽东在1943年3月20日就取得了在中共党内的“最后决定权”。

  重庆谈判已经过去70年了,后人应当对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史实深入了解并深刻反思,从而“以史为鉴”,避免重犯历史性的错误,为促进两岸“和平统一”而不懈努力!(完)

  责任编辑:方凡

上一篇:盘点香港5特首候选人 曾俊华民调第一
下一篇:日本推进图标改革:提升卫浴行业用户体验
本文关键词: ─家居建材
澳威尼斯人线上娱乐_威尼斯人网上赌场_澳门威尼斯人手机版登录
澳威尼斯人线上娱乐_威尼斯人网上赌场_澳门威尼斯人手机版登录是目前国内专业的产经经济新闻网站,目前开设栏目产业资讯、财经热点、互联网、科技新闻等栏目。
联系我们
Copyright © 2012-2018 http://www.primesplus.com 版权所有